论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初级阶段

发布时间:2015-04-27   浏览次数:24

论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初级阶段

耿有权

[摘要]从历史进程和目标实现的角度看,我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必然要走过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再进入高级阶段。目前,多种复杂多变的因素决定了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还处于发展进程中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赋予的历史使命,是广泛的、独特的、繁重的,我国重点高校责无旁贷,必须知难而上,开拓进取。

[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初级阶段;历史使命

从历史进程和目标实现的角度看,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然要走过一个初级阶段(建成一些国际知名学科的阶段)和中级阶段(建成一到两所世界一流大学的阶段),然后进入高级阶段(建成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阶段)。这三个阶段密切相连,贯通一体,形成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历史进路。目前,受到各种复杂多变因素的影响,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还处于历史进程中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赋予的历史使命,是广泛的、独特的、繁重的,我国重点高校责无旁贷,必须知难而上,开拓进取。因此,准确认识和科学把握这个历史阶段,在建设过程中认真遵循阶段性原则,积极承担起应有的使命任务,不仅对教育主管部门谋划高等教育科学发展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而且对重点大学科学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处于初级阶段

(一)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背景中的大学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但是,因为人口多、底子薄,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邓小平同志指出:“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近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都把新中国诞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分为“两个30年”,认为前30年我国打下了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基础,后30年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使国家得到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进步。[2]不是在前30年,而是在后30年中期,我国相继提出和启动了“211”和“985”工程的发展战略,大力推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进程。在后30年中,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无不深刻影响着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从1978年起,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经济基础变得雄厚了,国家才有条件在政治上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如果说“211工程”是一个战略起步,那么“985工程”就是实质性推动和格局构建,经过三期工程建设,“985”高校为世界一流大学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尽管如此,与英、美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一流大学获得的国家经费数额相比,我国重点大学仍少得很多,人均分配资源更低。更重要的是,政府管理大学的模式以及大学内部管理等各项建设还处于不完善、不健全、不成熟阶段。譬如,1998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的世界高等教育会议上通过的决议《21世纪的高等教育:远见与行动》中指出:“促进学术自由和学校自治,这是高等教育永远不变的两条准则。”[3]而这个理念和准则在我国高等教育界至今难以贯彻落实。换言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阶段设定了先天的大背景和大环境,任何一所大学都难以超越这个历史阶段的影响和制约。

(二)重点高校承担大众化教育任务异常艰巨

强国务必强教,教育须优先发展,而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顶端层次,显然应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从1979年恢复高考到1992年,我国高校规模一直处于稳定发展过程中,并逐步走向分层分类发展,但总体上仍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于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大力推动高校的规模发展。根据美国学者马丁·特罗(Martin Trow)关于高等教育发展要经历精英、大众、普及三个阶段的理论观点,我国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进入了大众化阶段。到2011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26.5%,在校生达到3105万人。[4]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建设目标,未来10年内,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到2020年时毛入学率将达到40%[5]显然,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密切相关,当大众化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影响到高等教育的质量发展。不少有识之士认为,我国高等教育随着规模的快速发展,教育质量确实下降了不少。事实上,正是在此阶段,我国提出并启动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工程-211”和“985”工程,向世界表明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决心,产生了极大的国际影响。然而很明显,鉴于重点大学是国家长期重点扶持发展的历史事实,因此这些大学不能像当今国外世界一流大学一样仅将目标定位于培养精英人才,它们还要积极参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建设事业,实际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后者可能更加重要。因为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阶段,重点高校须主动适应这个阶段的发展要求。

(三)高校分类发展仍然处于实践探索的阶段

美国高等教育专家菲利普·阿尔巴赫(Philip G. Altbach)指出:“研究型大学通常是分类化的学术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系统中不同大学的社会作用和经费来源方式都不同。没有这种分类化系统的国家,在支持研究型大学时会遇到许多困难,因为研究型大学的维持费用通常都很昂贵,并且还必须认识到其学术地位的特殊性和复杂性。”[6]长期以来德国把所有大学都看成研究型大学给予同等投资待遇,结果在世界一流大学学术排行中位置下降。我国历史上,虽然从师欧美转到学苏联,再到学美国,但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分类发展模式,高校发展模式始终属于模仿型的。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高校坚持数量发展并尝试重点发展的措施,取得了一定成就,为“211”和“985”工程重点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回顾历史,我国没有采取科学化的分门别类的发展政策。虽然1952年我国从适应计划经济建设需要出发根据专业分属于不同行业用人部门来发展高等教育,如农业部拥有一些农业学校,财政部拥有一批财政学校等,但这种分行业发展并不是科学的分类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这种模式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因此21世纪来临前后,我国就进行了战略性调整,确定走科学分类发展道路。截止2011年,我国各类高校2723所,其中,普通高校2358所,成人高校365所。[7]那么,如此规模之下应怎样对大学进行分类发展?我们建设的一流大学属于什么类别层次?研究型大学是否要划分出副部长级、厅长级大学?国家投资是根据大学行政级别,还是根据大学的研究类别,抑制或其他标准?无庸讳言,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确实还存在不小的认识误区或困惑。客观地说,这可以被解释为“中国特色”,但笔者以为更合理的解释应为:这是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中出现的一种现象,亟需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四)部分学术发展还处于半依附发达国家状态

学术独立并自主培养一流人才,是一个国家成为强大国家的重要标志。从长远角度看,我国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本质是为了彻底解决我国的“学术独立”问题。什么是国家的“学术独立”?胡适、蔡元培和冯友兰等国学大师均有精彩论述。如胡适先生1947年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中就列出了四个基本条件,极富启发性。其一,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寻求;其二,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和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作专门的科学研究;其三,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在国内都应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解决;其四,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构应该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构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8]对照看,从现实的角度说,目前我国还处于对发达国家的学术依附或半依附状态。例如,我国还有不少行业的领军人才和高端人才培养需要发达国家教育体系给予支持,就像“两弹一星”功臣多数留学西方一样,现在我国依然要大批引进海外一流高校博士学位获得者;据美国使馆统计,2011年约有16万中国人在美国学习,而且“他们也更常被高科技专业录取”。[9]二是我国产出的原创性和标志性成果很少,需要依赖西方国家的高技术产品进口,如很多高技术产品无知识产权,虽然我国有不少院士,但大陆至今无一人获过诺贝尔奖;三是我国科研评价体系仍需依靠发达国家权威杂志、出版社等学术机构,如SCIEISSCI等重要检索库均为美国设计;我国还没有办出能和《Nature》和《Science》杂志相媲美的世界级权威杂志;四是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长期以来“跟着外国学者的观点走”,缺少“国际学术话语权”,等等。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使命和任务就异常艰巨了。

(五)大学认识能力和办学水平处于提升阶段

我们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规律较从前已经有了不少清晰的认识,从政府管理人员到高校人员,从教育专业学者到其他学科的学者都发表了很多看法和观点。但是,对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所处的阶段还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定位。当然,这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从历史角度看,大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大学受西方模式的影响十分深远。从现实的角度看,经过若干个世纪发展,绝大多数世界一流大学位居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从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时,我国就面临着一个难以回避的课题或问题,即如何使学习借鉴西方、批判扬弃西方以及超越西方模式的“历程减短”,“成本减少”而“效果更明显”?形势要求我们改进和提高认识,而受国情、历史、文化、政治等复杂因素的影响,我国重点大学在认识上确实存在不少误区。近年来发生的各种“故事”就左证了这一点。如,当国家1998年提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时,部分重点高校认为自己很快就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后来经过调查比较才觉得不太可能那么快;其间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曾多次研讨调整规划的阶段性目标;甚至有的高校领导人在任时和离任时对本校规划目标的判断有天壤之别。而“钱学森之问”则提醒大家我国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离世界一流大学的巨大差距。近年来,扬振宁多次强调“中国离世界一流大学差距甚远”的判断,而国外名校如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John Hennessy)也认为“中国大学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大约快则20年,慢则50年。”[10]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结果分析,目前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进入世界前100,而美国占据了世界大学前100中的50%以上,其次,英国有10所、德国有6所、日本有5所进入前100[11]这些事实和认识,不仅反映了我国重点高校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不足和办学水平不够,也反映了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所处的阶段性特征。

二、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

(一)必须大力加强自身建设,尤其是在一流特色办学方面形成自己的理念和风格,促进国家高等教育的多元多样化发展

温家宝总理强调指出:“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归根到底是多出拔尖人才、一流人才、创新人才。高校办得好坏,不在规模大小,关键要办出特色,形成自己的办学理念和风格。”[12]初级阶段,通过“211”和“985”工程的大力支持,我国重点大学拥有了可持续的国家重点投资,应该说已经具备良好的物质条件和发展前景。但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鲜明的办学特色和一流的办学质量,是重点高校最重要的“利器”。因此,重点大学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评估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和自身发展的优势,准确判断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努力解决好这个阶段发展的主要矛盾,不断加强自身的一流内涵建设和一流特色建设,努力构建既合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又合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办学体制和运行机制,从而为建设以高质量、多元多样化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做出自己的积极贡献。

(二)必须积极参与大众化高等教育建设,在为国家培养大批精英人才的同时实现世界一流,引领高等教育的发展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同志的一个学术观点十分精辟:“只有全国的高等教育提高水平,水涨船高,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才有希望。”因此,“应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建设一个更加先进的高等教育。”[13]显然,在这个阶段,我国重点大学肩负着重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就是不仅要通过艰苦努力,争取在国际上获得广泛的认可,成为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而且要在国内大众化高等教育过程中发挥重要推动作用,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做出积极贡献。换言之,重点大学须同时承担大众化高等教育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双重建设任务。我们不能只培养大师级人才,实际上也不可能把所有人才都培养成大师级人才,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大批高质量、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重点高校在确定发展定位和建设目标时应实事求是地评估国内教育和国际教育发展的两个形势需要,争取为国家和社会进步更好地发挥建设性作用。

(三)必须积极参与世界一流大学竞争,争取在高技术战略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为国家学术独立做出重大贡献

世界一流大学不仅代表一个国家的学术质量,而且反映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准和技术高度。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4]“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必须从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15]温家宝总理20107月在陕西省考察时指出:“要永远记着,高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靠我们自己。希望就寄托在广大科技工作者身上,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16]言外之意,我们国家一定要自力更生发展高技术产业、培养高技术骨干人才。因此,重点高校要充分利用国家重点投资政策,利用大学特有的国际交流平台,参与国际领域的知识分享、知识创新工程,特别是在高尖端科技创新领域发挥领头作用。实际上,初级阶段重点大学参与世界一流大学竞争,本质上就是为了争取在世界高技术战略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并实现国家的学术独立和学术繁荣。

(四)必须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在建设过程中发挥特长弘扬优势,完善自身的一流战略定位和行动计划

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在相当长时间以内将把注意力和主要精力放在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这个战略主题上,国家要实现发展必须在现代化特别是经济发展上实现战略飞跃,人民要生活幸福,也必须在经济上获得支持。因此未来时期,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促发展,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建设,为经济社会进步做出特色性的贡献,将是高校承担的一项战略任务。江泽民同志19985月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郑重指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17]就是说,我国重点高校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要与国家的现代化事业紧密相联。其实,相继在19世纪、20世纪实现腾飞的英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在历史上也都是在紧密服务国家各项建设的同时,既实现了世界一流的战略目标,也找准了自己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特色。譬如,美国斯坦福大学与“硅谷”、日本的筑波大学与“筑波”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案例。在这个角度看,我国重点大学的战略定位实际上存在于为国家和地方战略服务的过程中,因此要通过参与国家和地方建设发现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实现自身的发展目标。应该说,在整个初级阶段,我国重点大学切忌好高鹜远,盲目攀比,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自己的建设道路和强校之路。

(五)必须积极参与高等教育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建设,同时参与国家发展的“中国模式”的战略构建

  20104月颁布的《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指出:“继续实施‘985工程’,要坚持走‘有特色、高水平’发展之路,办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既要体现国情,又要坚持国际公认的标准;既要在可比办学指标上和世界一流大学相当,更要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既要拥有世界一流学科,更要形成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和先进文化。”[18]胡锦涛总书记200854日视察北京大学时指明了重点大学的努力方向,要“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执著的努力,加快推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步伐”。[19]201142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强调指出:“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大学,要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发展道路,改革创新,奋勇争先,在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20]可以说,这些重要文献和讲话精神,明确指出了我国重点大学在参与国家和地方的各项事业建设过程中,既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贡献出智慧和力量,又为整个国家发展模式建设做出应有的重要贡献。